古希腊时代的女性哲学家去哪了?

古希腊时代的女性哲学家去哪了?

  2009年电影《风暴佳人》(Agora)改编自天文学家、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希帕提亚(Hypatia)的故事,她是当时德高望重、博学多闻的异教贵族,最后却在亚历山大港被一群基督教暴徒谋杀。儘管剧情偶尔略显夸大,但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科学和哲学领域并非完全由男性主导,这与大学课程教材呈现的相反。

  很少哲学系学生有机会思考或阅读古代女性哲学家着作,安妮‧康威(Anne Conway)、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沙特莱侯爵夫人(Émilie du Châtelet)等近代女性哲学家的作品正以缓慢速度纳入课程中,那为什幺会没有希帕提亚呢?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留存下她的任何哲学着作。

  我们连最着名的古希腊时代女性哲学家的思想也知之甚少,还有可能探索她们的思想吗?此外,即使是希帕提亚这样知名的哲学家,我们甚至没有历史文献可证明其哲学论述确实出自女性。

  学者只能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的传统作品寻找蛛丝马迹:古典时代晚期的彙编包含一系列女性哲学家提供道德建议的言论,还有一份档案宣称保存了柏拉图母亲珀克里提俄涅(Perictione)的思想,但就像学者安妮特‧惠津加(Annette Huizinga)所说,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值得一提的是,据说从语言学角度判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文献似乎都是在之后的几个世纪才写成。

古希腊时代的女性哲学家去哪了?

  因此,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古老的哲学思想很可能完全由男性书写,不过这不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其中一些男性提供了女性哲学家思想的实质性描述。最着名的例子为狄奥提玛(Diotima),她在柏拉图讨论爱的本质《会饮篇》(Symposium)中发表了精彩演讲。儘管没有能证明狄奥提玛是否真实存在过的独立证据,但从柏拉图对她的生平细节描述表明很可能真有其人。

  鲜为人知的则有柏拉图记载一篇纪念雅典阵亡士兵的长篇葬礼辞《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中的阿斯帕西亚(Aspasia),阿斯帕西亚确定是真实存在的女性,她与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关係密切,也在其他古代文献中被提及。虽然《美涅克塞努篇》现在很少被人阅读,但在古典时期它受到高度重视,阿斯帕西亚的演讲经常在雅典举行的仪式上宣读。

  那我们应该相信柏拉图多少呢?他是否精确地描述这两位女性的思想?人们过去认为柏拉图对历史人物的描述都很準确,例如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在同名对话录的言论或苏格拉底的辩论,被视为柏拉图叙述两位哲人所说所想的铁证。但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且站不住脚,因为把柏拉图的对话录当成特定人物的真实言论或思想论据并不可靠,好比我们不会把莎士比亚历史剧里的亨利国王言论当真。

古希腊时代的女性哲学家去哪了?

  因此,关于柏拉图对狄奥提玛和阿斯帕西亚的描述,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幺他会在这些对话录里,选择採用女性发言者的言论?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文字想让人误以为是女性哲学家所提出的道德建议。惠津加提到,古代哲学家最关切家庭伦理问题,当他们在讨论怎幺处理出轨的丈夫(要有耐心和毅力)、如何养育孩子(要有坚定的决心)或如何对待家庭奴隶(要有纪律但温和)时,便以女性哲学家为名发表言论。这为女性知识份子在古希腊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线索,自然假定她们的思想与家庭有关。

  柏拉图利用了这种性别期望,但没有完全颠覆它。他所描述的狄奥提玛思想从养育子女视为追寻永生起头,接着又提出哲学可能是这种渴望的最高表现形式,其目标是「在美之中养育」,意味着柏拉图式的美。

  阿斯帕西亚在《美涅克塞努篇》的演说伴随军事背景,乍看之下超出了家庭生活的範围,但演讲核心仍围绕在家庭。阿斯帕西亚鼓励雅典人将彼此视为同一个母亲养育的兄弟姐妹,即阿提卡这块土地的子女。政治理论家莎拉‧蒙诺逊(Sara Monoson)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她认为柏拉图利用阿斯帕西亚提醒,提出忠诚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情爱关係:他们应该「日复一日地凝视城邦力量,然后成为她的情人」。

  柏拉图对女性的描述运用了古希腊社会对性别与性关係的常见概念,但通常目的是提出一些跟女性本身无关的思想:狄奥提玛在《会饮篇》的演讲聚焦在哲学本质和目的;阿斯帕西亚在《美涅克塞努篇》的演讲旨在教导人们把公民与国家视为家庭或情爱关係。

古希腊时代的女性哲学家去哪了?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古典时代晚期,女性在古代哲学界的地位变得大不相同。特别是男性基督教作家将女性描写为成熟的哲学家,而不是单纯把女性与家庭连结。最好的两个例子是希波的奥古斯丁,他在西元五世纪左右用拉丁语写作,以及尼撒的贵格利,他比前者早一至两代以希腊语写作,两人皆推崇有智慧的女性家族成员。奥古斯丁的对象是莫妮卡(Monica),她的耐心与虔诚影响并帮助他皈依基督信仰,作为对话者出现在奥古斯丁早期的哲学着作中。

  尼撒的贵格利则为我们呈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女性哲学家形象。贵格利写了两部关于姊姊马克丽娜(Macrina)的作品,一部是对其一生的记述,围绕在她的宗教使命与偶尔的奇蹟遭遇:另一部是受柏拉图《斐多篇》(Phaedo)启发的对话,《斐多篇》描述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探讨了灵魂的不朽。在贵格利的着作中,记录了马克丽娜在临终前与贵格利的对话,她在贵格利悲痛欲绝的情绪状态下显得特别平静,并为灵魂的不朽提出一系列的论据。

  马克丽娜的理性是对贵格利缺乏决心的谴责,并在女性被认为更情绪化的古代环境下,她的理性显得更有力量。一些解读认为贵格利对马克丽娜的刻画使她更有男子气概,但维尔纳•哈里森(Verna Harrison)和汉斯•波尔斯玛(Hans Boersma)两位学者的观点则认为,贵格利的思想更接近于「人类应渴望完全超越性别之分,并在过程中更贴近上帝」。

  这一点在关于灵魂的争论(佔据对话的大部分篇幅)中得到呼应。对马克丽娜来说,人类灵魂的不朽首先从我们与上帝的相似来证明,体现在灵魂之于身体的纯粹理性与优越性。对马克丽娜和贵格利来说,人类是在肉体层面上被性别化,而非无形理性的灵魂层面。正如贵格利在另一部作品所说,上帝本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因为上帝的非物质性意味着「他」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简而言之,男性和女性具有同等的理性辩论能力,因两性都拥有不朽的灵魂。

  贵格利与马克丽娜的对话显示,受过教育且懂得思考的古代女性哲学家真的存在过,而且男性哲学家也与她们一起进行哲学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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